相比管理权的放手锻炼，富人们在股权传承上相对谨慎很多。只有极少数(不到5%)完成了股权的全部传承，如碧桂园地产杨国强早在2007年，就将股权全部交给其二女儿杨惠妍，后者当年即冲入富人榜，并蝉联两年首富之位。不过，杨国强同时强调，杨惠妍是代理家族持股。在碧桂园的财报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同为执行董事的三女儿杨子莹，目前名下还没有股份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她无任何股权收益。

股权完全未进行传承的不少，如张茵之子刘晋嵩、梁稳根之子梁在中、朱孟依之女朱桔榕、叶澄海之子叶宇翔等均已在集团或上市公司中担任重要职务，但名下并无直接持股。创始人在股权传承上的谨慎性更可见于另一个例子美锦能源集团。其创始人姚巨货的长孙姚锦城、次孙姚锦龙轮流担任了上市公司总经理一职，但其股权转移还未完成，姚巨货给了长子姚俊良25%股权，让其成为大股东，自己保留了12.5%股权，同时也给了另5个儿女各12.5%的股权，走上公司舞台的姚家第三代则未持股。这种股权组合使得美锦能源的控制人之位并不牢固。

相当比例的家族企业选择循序渐进，部分股权得以转移，如刘永行之子刘相宇获得东方希望集团39%股权。而当父子共同持股一家公司时，90%:10%成为流行的股权组合。如苏宁环球的2012年报披露，张桂平直接持有苏宁环球19.73%股权，其子张康黎直接持有17.06%股权。而在第三大股东苏宁环球集团中，张桂平、张康黎各自持有90%、10%股权。无独有偶，在万向系三大平台中，鲁冠球与鲁伟鼎分别持有万向三农90%、10%股权。此外，鲁冠球通过万向经理人激励委员会持有万向集团80%股权，鲁伟鼎未持股;而在万向控股中，鲁冠球未持有股权，应是由鲁伟鼎单独操作。

未任职高管却提前获得股权传承的第二代，多与富一代婚姻状态的改变相关。如周成建之女胡佳佳目前尚未担任美邦服饰高管，却持有11.37%股权。而在恒逸石化的年报中，邱建林和自己的儿子邱奕博竟然成为了行动不一致的行为人，原来在2011年12月，邱前妻朱丹凤将持有的26.19%浙江恒逸集团股权转移给儿子，令其与同样持有26.19%恒逸集团股权的邱建林成了并列大股东。

能明确将管理权和股权的继承路径隔离开的富豪，在互联网行业中较普遍。日前宣布退休的史玉柱很早就表示不会安排直系亲属进入公司，也不会考虑空降高管，机会将留给公司内部培养的年轻人。当然，这并不妨碍其女史静持有巨人网络、民生银行的股权。

控制权是企业的核心所在，父辈的谨慎或许不无道理。在一项基于近20年来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200宗家族企业传承案例的研究中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范博宏指出，家族企业在继承过程中面临巨大的财富损失，在继承年度(新旧董事长交接完成的一年，通常此交接伴随控制股权交接)及此前5年、此后3年的累计股票超额收益率平均高达-60%，即股东于企业传承前5年每份价值100元的股权，在传承完成时只剩下40元。在资本市场先行一步的香港，这几年传承不力的家族企业不胜枚举。

传承是个风险活儿

古今中外之经验教训无不表明，传承是个风险活儿。中国素有“富不过三代”之魔咒，而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显示，全球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4年，其中只有约30%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，能够传至第三代的家族企业数量不足总量的13%，只有5%的家族企业在三代以后还能够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。

当创一代不可避免地老去，价值百亿的家产企业如何传递至下一代的手中?他们有没有合适的传承对象?他们的儿女愿否膝下承欢接手家业?他们是否为儿女规划好了传承路径，以使其得到足够的能力、阅历和驾驭一个企业所必需的权威?

对于财富的新主人，当一份厚实的家业伴随着沉甸甸的责任呼啸而至，他们准备好了吗?是躺在财富上睡大觉，爱咋咋的，我就是个富二代;还是以模糊的面目隐身于父母成功的荫庇之下;亦或努力寻找存在感，利用已有资源，刻画属于自己的财富坐标?

面对诸多追问和疑虑，每个民营家族企业迟早都会亮出自己的答卷。传承不是简简单单的放权赠股，而是需要全盘规划，统筹考虑，不仅创一代与富二代之间领导理念需要磨合，行事风格需要沟通，还涉及家庭、企业甚至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——与配偶间的和睦与否，婚姻次数、子女多寡，以至企业中的控制权结构、高层人事安排、伯舅姑甥姨侄等旁系亲属的职权，与外部供应商、经销商以及政府关系的运作模式，都关系着企业交接班的顺畅与否。

无论百亿商贾巨族，还是小富即安之家，家族的世代延续和繁衍都是共同诉求。中国在告别了长达数十年的“均贫生活”之后，进入30年的财富增长期，社会的财富分化在最近10年更进入高峰：14年前荣智健以85.2亿元登顶2004年新财富500富人榜，10年后的首富宗庆后身家已高达700亿元，14年后的马化腾以442亿美元（约合3032亿人民币）位列榜首。当GDP成为社会关键词，当富人家族批量制造，当众多民企面临交接班，当市场空白越来越少而竞争越来越激烈，传承人的挑选和培养不仅决定单个家族企业的命运，更影响中国未来20年民营经济的健康和活跃程度。

财富传承之方，古已有之，晋商、徽商中不乏成功绵延百年的大家望族，然而在中国经历了社会文化断层、经济生态变迁之后，他们的经验已无法直接取道。今天的富二代秉承的也不再是传统的“孝悌礼义”的古训。他们留过洋，见过世面，懂得享受，更身处一个信息触手可及、价值观支离破碎的新时代。想要成功接班家族企业，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只会被自己的父辈更多。这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创一代在给予儿女相当程度的管理权之时，还牢牢掌控着企业的所有权。对于创始人而言，选定适当的接班人，制定精细周详的传承计划，合理安排家族内部的股权继承结构，重要性更为凸显。中国的家族企业，多少能安然跨过传承之槛?